有些真相，讓人不寒而慄

▲真假太子案成為清軍攻下江南的一個由頭。圖源：影視劇照

南、北兩起「太子案」終結後，歷史上再無關於太子朱慈烺的任何消息。但是，崇禎剩下的兩個皇子——三皇子和四皇子，尤其是三皇子，開始以影子的形式頻繁活躍在反清復明的舞台上。

這就是所謂的「朱三太子」——清朝入關七八十年間，一個最神秘的政治敵人。

據不完全統計，自順治至雍正中期，帝國內部打著「朱三太子」之名起義、謀反或行騙的事件，至少發生了20起。其中最大的幾起，都發生在康熙朝，這正是康熙對陳四一類的群體流民十分敏感和厭惡的原因，搞不好這又是一起「朱三太子」式的謀亂。康熙對「朱三太子」的記憶太深刻了，他曾說，在他在位期間，「匪類稱朱三者甚多」。

隨著明亡的年月越來越遠，民間對崇禎之子的排序和名號的記憶也越來越模糊。起事者自稱「朱三太子」，有時候指的是皇三子，但大多時候指的其實是皇四子。他們給「朱三太子」安的名字也千奇百怪，都是叫朱慈×，但幾乎沒有一個是一樣的。有的叫朱慈璊，有的叫朱慈英，靠譜一點的，叫朱慈炯、朱慈焯、朱慈煥、朱慈焞等等，這些至少知道明朝皇室子孫起名都用金木水火土五行做偏旁，崇禎的兒子輪到用「火」字旁。

順治十三年（1656年），直隸真定出現了一個自稱是「朱三太子」的人，他說自己叫朱慈焞。這個「朱三太子」亦欲舉事抗清，先搞廟會集資，香客按照未來明朝光復後的官職捐獻相應價碼的香火錢。結果，兩個捐了未來七品縣令的人因為爭搶道路大打出手，把整個反清復明的大計劃捅到了官府。自稱朱慈焞的「朱三太子」隨後被處死。

類似事件在順治朝發生多起，但相比當時的南明政權，這些「朱三太子事件」給清朝造成的影響並不大。康熙繼位後，除了台灣的鄭氏集團堅持抗清之外，清廷基本實現了對明朝疆域的全面征服，此後，以「朱三太子」為旗號反清復明的事件越來越多，影響也越來越大。

康熙十二年（1673年）十一月二十一日，吳三桂在雲南起兵，揚言要在明年元旦把朱三太子推上帝位。

一個月後，消息傳至北京，漢人楊起隆偽稱自己就是「朱三太子」，並組織了千人規模的八旗漢人奴僕起義隊伍，起義者自稱「中興官兵」，建年號「廣德」，以頭裹白布、身束紅帶為標誌，約定十二月二十三日五更時分在「京城內外，放火舉事」。因消息走漏，楊起隆提前一天倉促起事。

康熙獲悉這起發生在天子腳下的「朱三太子事件」，極為震驚，命令關閉京師九門，緝拿起義者。史書記載，「獲賊既多，斬頭無地，以車滿載出九門斬之，屍積如山，如是者八日」。

楊起隆隨後成為僅次於三藩之亂首領人物的特級通緝犯，康熙一刻也不放鬆對他的緝捕。大約七年後，陝西漢中緝拿了一個自稱「朱三太子」的人，又稱自己就是楊起隆。康熙卻認定，此人既不是朱三太子，也不是楊起隆，僅是楊起隆起義隊伍中的一個逃犯，後來託名造反而已。又過了兩年，康熙還不忘提醒帝國官員，別忘了緝拿楊起隆的事。可見這個偽「朱三太子」在康熙心中留下了多大的陰影。

康熙十六年（1677年），福建漳州人蔡寅自稱「朱三太子」，組織「白頭軍」抗清。

康熙十八年（1679年），清軍在湖南新化縣一座寺廟內俘獲了一個自稱「明朝太子朱慈燦」的人。此人自述曾隨李自成敗軍離京，後在河南出家為僧，流落江西、湖廣20餘年，因病還俗。康熙為此專門詢問過明朝的老太監，最後含糊地認定「大約是假」，並將其處死。

對於此起彼伏的、大大小小的「朱三太子事件」，康熙一概十分關注，並親自介入。真正的「朱三太子」或許從未現身，但已經在帝國的統治者心中留下了揮之不去的夢魘。

康熙四十七年（1708年），一個可能是真正的「朱三太子」被捕了。

事情源於浙江的一起反清復明起義。張念一以「朱三太子」的名義起事，建年號「大明天德」，揚言「朱三太子要復中原」。起義失敗後，張念一被捕，清廷在審訊中獲悉一個可能是真正的「朱三太子」長期生活在江浙一帶。於是，一張緝捕之網悄然張開。

大約兩個月後，山東巡撫報告，在境內緝獲了「朱三太子」。被捕後，「朱三太子」供稱，他已改名王士元，「原姓朱，是明朝後裔，排行第四，叫慈煥，我二哥哥早死了，我與三哥哥同歲，自十歲上就離開了」。

據其供述，當年，李自成大順軍自北京敗退後，朱慈煥流落到安徽鳳陽，偶遇一名姓王的明朝給事中，說明了自己的真實身份，王收養了他，並為他改名王士元，隨其子弟讀書。朱慈煥十九歲時，王家突遭變故，朱慈煥再度流落江湖，幾年後，他娶了胡姓女子為妻，落戶浙江餘姚，在家開設私塾，人稱「王老先生」。

朱慈煥曾向密友透露過他非同尋常的身份，消息由此傳開來。張念一等人得知後，遂擁戴這個「朱三太子」反清，這讓朱慈煥很害怕，從起義一開始就四處躲藏。期間，他的妻妾、女兒、兒媳等人因官府通緝而上吊，三個兒子也被捕。他本人被捕後供述：「我從沒有非分之想。遇見他們要妄為的人，我惟有躲避了，因勸不住他們，所以躲到山東，苟延殘喘而已。」

在康熙的授意下，清廷對這個「朱三太子」的審訊規格定得非常高。朱慈煥祖孫三代七人被押解到京城，由九卿會審。

當時，朱慈煥已經75歲高齡，他對主審官員說：「吾今年七十五歲，血氣已衰，鬢髮皆白，乃不作反於三藩叛亂之時，而反於清寧無事之日乎？且所謂謀反者，必占據城池，積草屯糧，招買軍馬，打造軍器，吾曾有一此乎？」

刑部認定他未參與謀反之事，但又下定論說：「朱某雖無謀反之事，未嘗無謀反之心。」

然而，最終的定罪，卻與謀不謀反無關。

幾名大學士在聯合審訊後，由張廷玉結案上奏說：「王士元自認崇禎第四子，查崇禎第四子已於崇禎十四年身故，又遵旨傳喚明代老太監，俱不認識。王士元明系假冒，其父子俱應凌遲處死。」

康熙要朱慈煥死，底下人自然明白怎麼操作——假冒前朝皇子，這個罪名既能讓清廷擺脫嚴苛無情的罵名，又能讓不管真真假假的帝國潛在敵人消弭於無形。正如孟森所說：「以前朝皇子非罪名，務令以假冒為罪。」真是前朝皇子，那是沒罪的，按清廷宣稱的政策還必須優待，所以一定要說他是假冒前朝皇子，這樣才能定罪。

就這樣，75歲的朱慈煥被凌遲處死，他的兒孫也被殺。整個家族遭遇了滅頂之災，無一倖存。

後來，清廷在修《明史》的時候，為了掩蓋被殺的朱慈煥的真實身份，在崇禎幾個兒子的排序和名字上做了手腳。朱慈煥自供是崇禎第四子，《明史》卻記載崇禎第四子為朱慈炤，第五子為朱慈煥。因第五子早夭的事實眾所周知，清廷就可順勢擺脫殺害朱慈煥的嫌疑，而進一步坐實康熙四十七年凌遲處死的這個「朱慈煥」是個冒牌貨。這就是我前面所講的，歷史書寫本身就是一種權力，它可以掩蓋一些事實，也可以製造另一些事實。

總之，康熙四十七年的朱慈煥之死，是清朝入關以來「朱三太子」最接近真實的一次現身了。此後，民間仍以「朱三太子」為反清復明的象徵，但通通都是假託其名而已。

1644年清廷入關，對明朝臣民宣布：「義師為爾復君父仇。」我們是替明朝復仇來的，明清的共同敵人是李自成的農民軍。這個口號很有迷惑性，一開始頗得明朝臣民的認可，連南明弘光朝都曾計劃與清軍聯手打農民軍。

與「替明朝復仇論」相配套的是，清廷多次宣稱禮遇和優待明朝皇室子孫。這是順理成章的，你想啊，不可能我說替你報仇，完了把你全家都做了吧，這樣狼子野心全暴露了，還怎樣取信天下！

順治在即位詔中，承諾明朝宗室貴族「首倡投誠，先來歸順，赴京朝見者，仍給祿養」，只要跟了我，你們的待遇不變，跟明朝一樣。清軍攻克南京後，重申「遇明朝子孫，素從優厚」。

康熙也曾在南巡期間，親自祭拜明太祖朱元璋的孝陵，看到陵寢損壞嚴重，無人專職看守，遂表態說：「朕意欲訪察明代後裔，授以職銜，俾其世守祀事。」

但事實上，由於明朝實行同姓貴族分封制，皇室成員眾多，且在各地擁有巨大的政治和經濟特權，南明各政權正是擁戴各個宗室成員建立起來的。所以，清廷對明朝宗室勢力頗為忌憚，表面上宣稱要優待，要尋訪後裔供起來，背地裡卻對有實力、有身份而可能對其統治構成威脅的明皇室成員採取了斬草除根計劃。

怎樣不動聲色地斬草除根，這是個技術活兒。

康熙拜祭完明孝陵，交代當地尋找明代後裔，地方官最終以「雖經查訪，亦難得實」——找了，但明代後裔身份無法核實——而作罷。這是一種人畜無害的說辭，既顧全了皇帝的體面，又不至於真的找個明代後裔供起來，成為民間反清復明的象徵。

然而，更多的時候，清廷採用的是「假冒」的罪名，將真真假假的明代宗室成員，一概置於死地。

真身一旦出現，按照清廷宣稱的政策，不僅不能加害，還要禮遇優待。這是清廷不願意承受的結果。因此，不管真假，一概認定為假，這就有了正當殺害的理由，一勞永逸。這就是清廷的如意算盤。上文講到的所有「明太子案」「朱三太子案」，全部被清廷公開認定為「偽太子」「偽朱三太子」並處死，原因在這裡。僅有多鐸攻下南京後，一度為了政治需要宣稱南京那個王之明是「真太子」，但很快，「真太子」進京後被覆案，重新認定為「偽太子」，匆匆處死。

不僅是各種名目的末代皇子被「打假」，連明朝宗室，清廷也以「打假」之名進行殺害。

明朝永安王宗室朱華塘，封鎮國將軍。順治二年（1645年），多鐸兵臨江南，朱華塘投降後，攜清廷恩詔一紙赴湖廣招撫，見族中宗室俱已投順，自己便在九華山出家。後外出化緣，在江西九江被捕。朱華塘當時已經79歲高齡，「衰病垂危」，但清廷仍以「詐傳親王令旨」罪將其處死。一個「詐」字，說明清廷認定這個朱華塘是冒牌貨，跟後來康熙時期處死朱慈煥的操作，如出一轍。

明亡後，明朝宗室朱應龍出家為道，改名王道真，暗地裡招募英雄好漢，密謀「恢復故業」，後被陝西平涼府捕獲。被捕後，朱應龍只揖不跪，自供身世說是「天啟東宮太子」。儘管王道真供述東宮太子細節甚詳，但清廷仍以「詐稱天啟東宮」罪將其處死。

但是，問題也來了。

清廷自以為以「假冒」之名可以從肉體上消除明朝宗室敵對力量，卻沒想到，由於那些「真身」遲遲未被認定，導致後續有無數的「真身」冒出來。「朱三太子」在清朝入關後80年內層出不窮，成為孟森所說的社會反清復明的一種「公名」，正是因為清廷從未承認其中任何一個人是真正的「朱三太子」，所以民間始終相信真正的「朱三太子」還活在人間。這就叫「假作真時真亦假」，真真假假，官民雙方都可以從自身立場出發進行闡釋，各取所需。

假如清廷從一開始就「以假為真」，認定具體的一個人為「朱三太子」，那麼，哪怕真正的朱三太子現身了，他也難以自證為真，「朱三太子」這個名號的能量想必就會小很多，不至於折磨了清朝幾十年。

儘管雍正中期以後，「朱三太子」再未出沒（此時「朱三太子」要在世，已經年近百歲，打他的旗號，有違人壽的常識），但「朱三太子案」後遺症，仍然深深籠罩在雍正心中。雍正在他的《大義覺迷錄》中說：「從來異姓先後繼統，前朝之宗姓臣服於後代者甚多，否則隱匿姓名伏處草野。從未有如本朝奸民假稱朱姓，搖惑人心若此之眾者。」

到了乾隆時期，一個虛構的人物——朱洪英取代「朱三太子」開始走紅，成為反清復明的象徵性人物。天地會的起源傳說中，就主打朱洪英要復興明朝的點，作為吸納會眾的共同記憶。這也算是「朱三太子」留給乾隆的一個惡夢，終其一生，他像他的祖父和父親一樣，對各種可能存在的聚眾謠言和實際上並不存在的妖術，都十分恐懼，必欲徹查追問到底。

康雍乾三代皇帝在所謂的盛世中，大興文字獄，也是這種政治性夢魘在作祟。

而大清兩百多年，所有的帝王都活在一種惘惘的威脅中，直至它覆滅為止。這已經說不清是歷史的幽靈，還是權力的心魔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