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中國禁書》國內封禁，國外封神

國內封禁，國外封神

用史學家黃仁宇的話來說，萬曆十五年（1587年），是一個無關緊要的年份。

江西人宋應星，就出生在這個無關緊要的年份。

宋應星出生之時，家、國雙衰——比國家衰落得更快的是他的家族。從三代俱封尚書的高光家族，到黯淡無光的普通家族，只用了三四十年。

據說，宋應星少年天才，過目不忘。但這個本事對於他個人命運、家族命運的扭轉，毫無益處。

他一生最大的光榮，就是和哥哥宋應昇在江西鄉試中，雙雙考中舉人。

此後，他五次進京考進士，每次都當了炮灰。

沒辦法，縱有凌雲志，他一輩子也只能苟且在縣城教諭這樣無權無錢的職位上。

但他始終心有不甘，時常沒日沒夜、吭哧吭哧地寫書。

大概50歲的時候，他的書殺青了。這時，他告訴世人：

傷哉，貧也！欲購奇考證，而乏洛下之資；欲招致同人商略膺真，而缺陳思之館。隨其孤陋見聞，藏諸方寸而寫之，豈有當哉！

翻譯過來就是，貧窮限制了我，我沒有錢購買參考資料，也沒有條件邀集同人集思廣議，只能寫成這個樣子了，能不傷心嗎？

還好，他有個好朋友塗伯聚，幫他把書印刷出版了。

這一年是1637年。

很多很多年以後，歷史學家說起1637年，總會強調這是一個奇特的年份。這一年，東西方分別出版了一本深刻影響人類歷史的書。

一本是歐洲近代哲學奠基人笛卡爾的《方法論》，另一本，正是宋應星的《天工開物》。

令人嗟嘆的是，這兩本偉大之書的命運截然不同。前者樹立起理性主義的大旗，藉助科學實踐掀起產業革命，科技文明的曙光照亮西方。

而後者，卻開啟了一段過山車般的奇幻傳播旅程。

▲宋應星，一個奇人寫了一本奇書。圖源：圖蟲創意授權

宋應星是個奇人。在《天工開物》問世大約300年後，地質學家丁文江如此評價他：

士大夫之心理，內容乾燥荒蕪，等於不毛之沙漠，宋氏獨自辟門徑，一反明儒陋習，就人民日用飲食器具而究其源，其活力之偉，結構之大，觀察之富，有明一代，一人而已。

這幾乎是把宋應星捧上天了。

《天工開物》到底是本什麼書，會讓宋應星贏得「有明一代，一人而已」的極高讚譽？

簡單說，這本書總結了大量農業、工業中所需要的培育、生產知識，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科普體系，並有意識使用數據記載，使整本書更加實用。

西方人稱這本書為「中國十七世紀的工藝百科全書」。

這本書初版時，在國內的銷量並不好。沒幾年，大明亡了。清初，有個叫楊素卿的福建書商發現了這本書，並把他包裝成了暢銷書。

當時很多人因此知道並讀到《天工開物》。

宋應星撰述此書，目的是通過實學，來達到富國強民。他的骨子裡還是有為時代把脈，並開出藥方的想法。

晚明的思想、經濟以及科技發展勢頭，實際上並不落後於西歐。當時，資本主義萌芽在江南產生，一些思想家呼籲人性解放，另一些人倡導實用主義，擺脫既往的道德話語束縛，不再將科學技術視為「奇技淫巧」。

他們通過田野考察、收集整理、記錄數據、歸納分類等方法，寫出了一批科技著作。比如，地理學有徐霞客的《遊記》，藥物學有李時珍的《本草綱目》，水利工程有潘季馴的《河防一覽》，農學有徐光啟的《農政全書》等等。

大家公認，宋應星的《天工開物》，是這股實學潮流的集大成之作。

如果沒有清軍入主中原，並在康雍乾時期實行倒退的政策，按照晚明的發展勢頭，中國並非沒有可能走上類似西歐的近代化之路。

可惜，歷史沒有如果。

明清易代之後，晚明重視科學技術的潮流就逐漸被掐斷了。

▲《天工開物》中的插畫。圖源：圖蟲創意授權

宋應星的《天工開物》在清初火了一陣子之後，突然間銷聲匿跡，完全絕版。

他本人在貧困中度過了晚年的時光，大約在康熙五年（1666年），離開了人世。臨終前，他把一生的經驗教訓，作為「宋氏家訓」留給子孫們：一不參加科舉，二不去做官，只在家鄉安心耕讀，以書香傳家。

也好，他死得倒是時候，看不到自己寄予厚望的書將被冷落到何種程度。

乾隆時期，朝廷以編修《四庫全書》的名義，對全國的圖書進行大規模的審查。原先流通的許多書籍，在這次號稱「偉大的文化工程」之後，就在歷史上無故「失蹤」了。

嚴格來說，《天工開物》並未被禁毀，它只是被四庫館臣置之不理。

這麼好的書，為何被官方無視？

原因有兩個：一個是《四庫全書》的收錄，沿襲傳統尊經重史的慣例，對科技書籍不感冒；另一個是，宋應星這本書中對明朝的推崇、對女真族的鄙夷，觸犯了政治禁區。

然而，不被《四庫全書》收錄本身並不是最可怕的，最可怕的是，不被收錄後的命運。

由於《四庫全書》的態度傳達了官方輿論導向，致使《天工開物》被無限上綱上線成為政治不合格的書籍。在政治正確的主導下，以及文化的權力控制下，再也沒有人敢印刷這本書了。

這一文化高壓的結果，導致《天工開物》在中國消失近300年。

弔詭的是，這本書在中國銷聲匿跡的同時，在另外的空間卻異常火爆。

《天工開物》在歐洲，被翻譯成12國語言，傳播甚廣。歐洲學者稱，這本書「直接推動了歐洲農業革命」。宋應星則被稱為「中國的狄德羅」。狄德羅是18世紀法國啟蒙思想家，百科全書派的代表人物。

在日本，這本書從17世紀末傳入後，就火得一塌糊塗，不斷被再版和重印。因為這本書，日本還曾流行過富國濟民的「開物之學」。日本人將此書奉為「植產興業」的指南，非常實用。

一直到了民國時期，這本書「出口轉內銷」。中國人通過日本的版本，才知道我們原來有這麼偉大的一部書。

同樣的事情發生一次還不足以證明清朝統治者的愚蠢，必須讓它發生兩次才行。這是最可悲的地方。

時間已經到了道光二十三年（1843年），鴉片戰爭後，大清在天朝上國的良好幻覺中，挨了英國一頓暴揍。又是賠錢，又是割地，慘痛至極。

這一年，湖南人魏源的《海國圖志》在揚州刻印出版。

這部書第一次全面而系統地描述了天朝之外的世界狀況，不僅包括各國地理，還包括關於外國造船技術和武器生產的儘可能完備的論述。

在大清新敗的時候，出版這樣一部大書，無疑是想為習慣了閉關鎖國的中國人，打開一扇通向外部世界的窗戶。所謂「知己知彼，百戰不殆」，這條古訓，並不過時嘛。

然而，魏源還是太天真了。

甫一出版，頑固派的罵聲就撲面而來。他們無法接受書中對西方蠻夷的「讚美」之詞，他們的自尊心強到聽不進一句別國的好。在他們的心裡，鴉片戰爭輸了，但天朝還是天朝，蠻夷還是蠻夷，世界未曾因為一場戰爭而改變。

有官員主張將《海國圖志》付之一炬。

遭到無端非議的《海國圖志》，在國內僅印刷了1000冊左右，隨即就被列為禁書。

再後來，連談論這部書都成為禁忌。左宗棠曾無奈地指出，《海國圖志》問世20年，中國根本沒變樣，「事局如故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