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是豪格的後代，將38個子女送往國外，告誡說：不准為中國效力

他最為人稱道的政績之一，便是於1902年受命創辦京師警務學堂，並隨後擔任民政部尚書，大力推行警察制度。

他從日本聘請顧問，引進西方警政模式，在北京建立了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完善的警察系統，被譽為「中國現代警察制度」的奠基人。

此外，他還積極參與預備立憲的籌備工作，主張進行政治體制改革，以挽救搖搖欲墜的清王朝。

在清朝覆滅前的最後十餘年間，善耆是滿洲貴族中少有的能夠順應時代潮流，並試圖通過改革來尋求出路的開明派代表。

然而，清王朝積重難返，任何局部的改革都難以從根本上挽救其傾頹的命運。善耆對大清王朝的忠誠亦根深蒂固。

審理汪精衛刺殺案，便是其複雜心態和政治權謀的一次體現。他力主「從寬處理」，既有現實考量，也有個人盤算。

他認為處死汪精衛會激化矛盾，不如將其監禁，或可了解革命黨動態，甚至嘗試「招撫」，這一決定客觀上保全了汪的性命。

這便是汪精衛刺殺案發生時，愛新覺羅·善耆的大致人生背景和政治角色。這位末代王公，在接下來的歷史巨變中命運如何？

1911年10月10日，武昌城頭一聲槍響，辛亥革命的烈火迅速燎原。腐朽不堪的清王朝在這場風暴中搖搖欲墜。

面對這一歷史巨變，善耆內心的痛苦與憤怒可想而知。作為鐵帽子王，他對大清王朝的忠誠深入骨髓。

他堅決反對向革命黨人妥協，更不能接受清帝遜位的結局。在清廷內部，他是態度最為強硬的主戰派核心人物之一。

然而，歷史的大潮並非個人意志所能扭轉。1912年2月12日，隆裕太后頒布宣統皇帝溥儀的退位詔書，清朝正式滅亡。

這一天，對善耆而言無異於天崩地裂。他拒絕承認共和，將袁世凱等促成遜位者視為「罪人」，對中華民國充滿敵視。

清帝退位後，善耆不願留在北京。他迅速攜家眷離開京城，先是避居德國在青島的租借地，伺機進行復辟活動。

不久，他與恭親王溥偉等滿清遺老遺少秘密聯絡，組建了以恢復清室統治為目標的「宗社黨」，善耆成為其核心領袖。

宗社黨最初在國內聯絡舊部、籌措經費，企圖武力反撲。但袁世凱對其嚴密監控打壓，使其在國內難有作為。

屢遭挫折後，善耆等人意識到單憑自身力量難以成事，遂將目光投向了對中國素有覬覦之心的鄰邦——日本。

善耆天真地認為，同為君主制國家的日本，或許能夠理解並支持他的復辟事業，助其「光復祖宗基業」。

為此，他開始不遺餘力地與日本各界人士拉攏關係，尋求援助，逐漸走上了一條勾結外敵的危險道路。

在這一過程中，一個名叫川島浪速的日本浪人，對善耆日後的政治活動乃至整個家族的命運，都產生了至關重要的影響。

川島浪速早年曾在中國從事間諜活動，精通漢語。他鼓吹「大亞細亞主義」，實則為日本的侵略擴張服務。

辛亥革命後，川島浪速主動接近善耆等宗社黨高層，巧言令色，偽裝出一副願意「幫助」其復辟的姿態。

善耆對此深信不疑，將其視為心腹和重要謀士，倚之為與日本官方及軍方溝通的關鍵橋樑，對其言聽計從。

1912年，在川島浪速的策划下，善耆秘密離開青島，輾轉抵達日本勢力範圍下的旅順，這裡成為他復辟活動的大本營。

他在此與日本軍部、政界右翼勢力以及一些民間浪人團體建立了密切聯繫，而這些日本勢力實則各懷鬼胎。

他們的真正目的，是利用善耆的特殊身份和宗社黨的影響力，在中國東北和內蒙古製造分裂與混亂，實現其侵略野心。

正是在此背景下，第一次所謂的「滿蒙獨立運動」開始浮出水面，由善耆等人具體實施，企圖建立聽命於日本的「滿蒙帝國」。

善耆等人從日本方面獲得了一定的資金和武器支持，並四處招兵買馬。然而，這次運動很快便以徹底失敗而告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