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小的地方關係網，卻製造出驚天冤案

▲張亨嘉，後來成為京師大學堂第四任總監督，以愛才得士著稱於世。圖源：網絡

當時，二度垂簾聽政的慈禧太后為了打壓以恭親王奕訢為首的宗室實權派，大力提倡恢復九卿科道給事中風聞奏事的舊例，讓翰林院、都察院的言官批評朝政、糾核百官，對權臣加以制衡。晚清朝廷由此出現了一個以「標榜風節，嚴義利之分」為己任的文官小集團，被稱為「清流黨」。時人把清流黨比作一頭青牛，稱青牛頭是軍機大臣李鴻藻，青牛角則是洋務大臣張之洞和船政大臣張佩綸，用以觸人，帝師陳寶琛乃青牛尾，其餘牛皮、牛毛甚多。

根據張亨嘉提供的信息，出身「清流黨」的監察御史陳啟泰首先向朝廷提交奏摺，參核李鶴年及河南大小官員在審理「王樹汶案」時避重就輕，「串令該犯誣認為從，如有不承，擬即監斃滅口等語」。

消息一出，朝廷震動，慈禧太后當即指示：「人命出入，所關至要，著李鶴年迅將此案秉公訊結，務成信讞，毋稍瞻徇。」

李鶴年接到諭旨後不敢違抗，但他還有「捂蓋子」的妙計。他先將前期複審王樹汶的「大概情形」彙報給朝廷，然後再請朝廷簡派熟悉河南政務的大員為欽差，核實整個辦案過程。

當時在中原，除了河南本省行政官員對當地的政務較熟悉外，專司治理黃河的河道官員也跟河南地區的政務多有聯結。依照李鶴年的奏請，慈禧太后即著令時任東河總督的梅啟照為欽差大臣，攜員前往開封，會同李鶴年三審此案，「務得確情，據實具奏」。

梅啟照乃清末同、光十八名臣之一，素以辦事嚴謹認真著稱。慈禧以他為欽差三審「王樹汶案」本無可厚非，但梅啟照手下十有八九都是李鶴年的故舊，而梅啟照為人古板，又極崇尚「義理」。他認為，王樹汶的行為雖不構成實質犯罪，但他全程看管胡廣得的衣物，也算「畏禍縱盜」，此本乃「義所不為」，所以他選擇支持李鶴年，判王樹汶死刑，以儆效尤。

審來審去，王樹汶還是得死，這個結果不僅言官們接受不了，就連慈禧太后也覺得此案恐有貓膩。梅啟照、李鶴年等人的奏摺一入京，她就以光緒皇帝的名義下了道聖旨：「著李鶴年將全案人證、卷宗派員妥速解京，交刑部悉心研鞫，務期水落石出，毋稍枉縱。」

「王樹汶案」由地方轉到中央，照理來說李鶴年應該再難摻和，可是，王樹汶人還在河南，只要李鶴年堅持不放人，天王老子來了也沒辦法。

李鶴年真敢抗旨不遵？

他可太敢了！

光緒聖旨既下，李鶴年就當耳邊風一般，置之不理。刑部三令五申讓他把涉案的王樹汶一干人等交付北京，他就跪奏朝廷，聲稱：「臣查此案，惟正犯胡體安、王牢夭、程孤堆及另案牽涉應訊之僧人何周經，均尚在省；其餘人證，或曾行提未到，或已於提訊後隨時保釋。」總之，人證、物證不齊，恕難從命。

刑部也不甘示弱，針對李鶴年的推諉搪塞，決定採取「兩步走」的策略：其一，先向慈禧及光緒帝請旨，讓曾參與審理此案的前鎮平知縣馬翥、知府王兆蘭及候補知縣馬永修等進京，參與對質；其二，再請旨帝後，批准由刑部全權處置「王樹汶案」，地方不准插手。

慈禧太后很快便一切照准，並令河南官員儘快交付涉案人等。

這下，李鶴年及河南官員與「王樹汶案」的聯結被徹底斬斷。但，李鶴年還想最後一搏，他一邊延請說客去做時任刑部尚書潘祖蔭的人情工作；一邊給朝廷上奏章，聲稱「王樹汶案」涉及甚廣，傳喚人證需要時間，出於安全解送的考慮，希望朝廷能讓他把人證、卷宗、贓物等分三批遞送，於光緒九年（1883）十月二十七、八、九等日陸續管押起解，交刑部收審。

很顯然，在言及最後期限時，李鶴年依舊含糊其辭，竭盡全力拖延時間。

對此，刑部一開始強烈抗議。可隨著李鶴年遊說工作的推進，刑部尚書潘祖蔭也逐漸對「王樹汶案」失去了原有的正義感與耐心。他親自指示負責重審此案的刑部員外郎趙舒翹，要他務必維護河南省的判決，並將所有涉案卷宗銷毀。不料，此舉卻遭到了趙舒翹的嚴正抗議。

趙舒翹既是潘祖蔭的下屬，也是其門生，為人剛正不阿，又精通律學。晚清司法普遍遵循慣例，刑部但凡需要厘定例案、解釋疑義，都得找他代筆，出具相關的法律解釋文書。對於下屬兼門生的抗議，潘祖蔭感到很為難，一時僵持不下。

於是，「王樹汶案」的調查在刑部躊躇不前。

但，人算終究不如天算，潘、趙僵持期間，潘祖蔭的江蘇老家傳來了其父病故的噩耗。依例，潘祖蔭須丁憂三年，其職交由張之洞的堂兄張之萬署理。